论孙吴的两次建都与撤都
作者：tdlzxq
“悠悠武昌，在江之隈，吴未丧师，为蕃为畿。”［1］（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汉末三国时期，武昌（今湖北鄂城）在孙吴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突出表现之一，孙吴政权曾先后两次建都武昌，时间共有十年之久。孙吴建都武昌的原因是什么，学界少予关注；孙吴为何弃武昌而都建业，学界则多从经济因素予以考虑。感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比较深入地探究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或许有所新见。
一、孙权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武昌是孙吴至为关键的军事要地，史称：“三国争衡，（武昌）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2］（卷27《江南道・鄂州》）它“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左连襄、汉”，为江东镇守之中，“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3］（卷76《武昌府》）就兼顾中下游以及对外发展而言，武昌要比其他地方为优，对孙吴立国江东具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孙权执政江东伊始，即定下其发展战略：占荆州，取益州，竟长江之所极，然后建号帝王以召令天下。［4］（卷54《鲁肃传》）赤壁之战后，倘若按孙氏的发展战略，很可能选择“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中心地带武昌作为建都之地。但此时孙权为何不建都武昌呢？是否真的如研究者所认为就是因为经济与地理形势上不适合建都？［5］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孙、刘为了避免覆亡的命运，双方建立战时联盟，终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但赤壁战后，曹操“威力实重”，［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双方在江淮一线的争夺还在继续进行。曹氏对于赤壁之役的失败耿耿于怀，企图卷土重来。因此，为“多（曹）操之敌”，［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不得不走继续与刘备合作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孙刘联盟，除了与刘备联姻、借荆州之南郡予刘备外，还听从刘备的建议，于建安十六年建都长江下游之建业（今南京市）。
《三国志・张��传》注引《江表传》云：“（张）��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处俱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形势，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又注引《献帝春秋》载：“刘备至京（京口），谓孙权曰：‘吴去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活动的经历考察，刘备劝孙权都秣陵之事，当发生在赤壁之役后，他到江东应婚和要求借取孙吴荆州南郡之时。
张��以“王气”（其实是地理形势）所在建议孙权都秣陵，不被孙权采纳，而刘备亦以地理形势劝之，孙权即表示同意，表明当时刘备对孙权建都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备的意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的就是因其是孙权的战略伙伴，是同盟，孙权要极力结好于他，尊重他的意见。刘备以军事地理形势劝孙权都长江下游的京口、秣陵或其他地方，除了表示对孙权的关心与友好外，更有其自私之意。刘备的建国方略的基点是“跨有荆、益”。刘备借荆州南郡，是欲实现“ 跨有荆、益”，［4］（卷35《诸葛亮传》）行《隆中对》之战略的重要一步。让孙权都下游，则是保证其“跨有荆、益”的必要条件，若孙权定都上游的武昌或荆州其他地方，无疑对刘备的发展不利，可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与让孙权都长江下游两者是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的刘备一直都没提江东上游的武昌或其他地方可作为孙吴都城，即暗示孙权，自己希望在上游得到发展，不愿孙权在上游争夺。刘备当时的思想，应与要求“借取荆州”是统一的。而睿智的孙权以言行也向刘备表明，自己将择都下游，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寻求发展，以尽可能地满足刘备的心意，维持和巩固孙刘联盟。
总之，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联姻、借荆州给刘备和建都建业，是三位一体的，都是加强与刘备的战略伙伴关系、重视孙刘联盟的战略措施。相形之下，孙权建都建业，对巩固与刘备的同盟关系的**意义可能要比向刘备“进妹”、“借荆州”大一些。因为这标志着孙权暂时放弃原定的“竟长江之所极”的发展战略，对刘备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孙权通过这三大措施，稳定了西部境土，保证了自己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孙、刘三家经过数年的相互角逐，势力的调整，构成了新的**军事格局，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特别是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夺取益州后，实力大增，成为孙吴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孙、刘从各自的战略出发，围绕荆州的归属，双方矛盾急剧上升，局部的冲突时时爆发。《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要求刘还原所借荆州（南郡），刘不许。孙权所置长沙等三郡长吏，亦被关羽所逐。“（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杀关羽，取荆州，孙权的指挥行营转到公安，稳定了上游战局，但荆州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继曹丕称帝后，即准备大军伐吴，抢夺荆州。荆州形势的严峻，“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3］（卷75《湖广一》）因此，孙权在取得争夺荆州阶段性胜利之后，并没有回建业，而是立即“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取‘武运弘昌’之意）。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4］（卷47《吴主传》）八月，城武昌。孙权谕令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4］（卷47《吴主传》）言语中透露出孙氏对**、军事形势的忧虑与警醒，从而决定定都武昌。由此可知，孙氏定都武昌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利用武昌进攻退守的兵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蜀汉、曹魏抗衡，保卫孙吴西部境土的安全，并相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上予孙权以支持。
孙权建都武昌时期也是孙刘（吴蜀）联盟关系重新恢复、发展时期。经过夷陵之战的较量，孙吴稳固地取得荆州南部地区，其西部的边境得以巩固，而蜀国国力空前削弱，已很难再构成对吴的威胁。执掌蜀汉大政的诸葛亮奉行与孙吴和好的政策，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维护汉室正统的蜀承认其合法。《三国志・吴主传》载：当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心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如此，合作代替了对抗，吴蜀联盟重新比较巩固地确立。孙吴来自上游蜀国的威胁基本消除，而上游抵御北方曹魏的压力则因蜀国的分担大大减轻。同时，孙权把都城迁离上游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吴蜀联盟的尊重。另一方面，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孙吴大将周鲂、陆逊败曹休于石亭，基本解除了曹魏对长江中游的威胁，而下游地区来自北方曹魏的威胁已大大增加。魏黄初五年、六年，魏文帝曹丕即两次亲自发兵临广陵，企图操戈东吴。又加上“ 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 内难示弥”。［4］（卷47《吴主传》）更重要的是，自夷陵之战以来，三国鼎立的形势也已经确立，孙权向上游发展受到扼制。如此一来，孙权的战略重心不得不转向经营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稳定长江下游统治区。武昌作为孙吴最高军事、**权力中心显然是不大合适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孙权于黄龙元年九月，迁都建业。
二、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十一月，孙皓至武昌。步阐表内容如何，因史无记载。故孙皓迁都目的，说法纷纭。《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资治通鉴》卷79即采此说。孙皓虽荧惑于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氏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徙都。［6］赵昆生先生认为，孙皓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迁都武昌，是为了“远离江东大族势力范围的武昌，摆脱了大族的监视与制约”；“武昌是建业的喉舌，孙皓迁都武昌，就占据了控制江东大族各种**势力的有利位置”。也就是说，孙皓迁都是因为他与江东大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7］但众所周知，武昌传统上是江东大族控制的地域，这样的解释理由似不十分充分。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认为孙皓之徙都，可能为“筹画北伐之故”。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十一章第十节称：“孙皓举措之出人意料，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乃因听众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之故也。”的确，孙吴欲对外有所作为，往往以大军集武昌为切近策略，如前述孙权因与蜀汉争夺荆州地区而迁都武昌；又，诸葛恪欲对曹魏举兵而准备迁都武昌。［4］（卷48《孙亮传》注引《吴录》）冈崎氏所谓“筹画北伐”的推断，或系由此而来。［6］但是，以当时孙吴之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故此种推测尚存疑问。
我们应当注意到步阐上书的历史背景，蜀汉灭亡之时，魏吴双方曾在原吴蜀交界的三峡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资治通鉴》卷87《魏元帝咸熙元年》记：“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步陟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增宪之围。”“罗宪被攻凡六月，……（司马昭）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兵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吴此举名为救蜀亡，实欲割地以加强上游防御，而魏之行为，已露司马氏争夺西陵之锋芒。显然蜀亡之时，吴欲趁乱为“浑水摸鱼”之举，大军几出，却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其西境顿大受敌压力。如何防守上游，吴“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陆抗以为“ 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4］（卷48《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总之，司马氏灭蜀，吴争夺又不利，西部边境因之再度告急，西境的国防安全，成为孙吴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身为西陵守将步阐知道，司马氏灭蜀后，攻吴已具备“顺流之势”，［8］（卷2《文帝纪》）而争夺巴东之地又失败。西陵成了防御益州的第一道防线，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4］（卷58《陆逊传》）为国家生存安全计，表请徙都，或更为较近情理之推测。换言之，孙皓迁都武昌之举，固然还有“经略西方”的企图，［6］但更是防止司马氏乘灭蜀之威势，发起灭吴战事。因为就战略方面言，武昌比建业更有军事上指挥全局的条件，更能灵活机动地部署兵力，兼顾上下游。
但是这次迁都武昌仅一年零三个月，《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还都之前，曾有大臣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者安国养兵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为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居也。”［4］（卷56《陆凯传》）史家多以之论证武昌不宜作国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孙皓由武昌迁回建业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如黄惠贤先生即认为：武昌两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上的弱点：一、土地瘠薄，农业资源贫乏，大量的粮食、麻布等生活必需品，仰给于长江下游；二、港险陵峻，生活条件差，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地方，当时是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建业百姓对武昌的情况是熟悉其弊端的。因此，在再都武昌时，百姓就作民谣反对迁徙了。［9］但事实恐并非完全如此。
一般常识，军事立国时代，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经济是为**、军事服务的，居于从属地位，孙氏哪会仅仅因为他们逆流供应困难就放弃国之大计呢？运输困难不可能是否定迁都的最终理由。其实，孙吴水上交通发达，从下游运输粮食器物到武昌并不是十分困难之事。另一方面，武昌当时已是孙吴第二大经济城市，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是铜铁生产中心和商贸中心之一，也不是毫无经济基础可言。换言之，孙皓放弃武昌回建业，不大可能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众所周知，孙吴起国于吴地，强宗大族亦大都居于三吴地区。三国鼎立局面确立后，孙氏重用江东豪门大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4］（卷61《陆凯传》）他们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复客制和屯田制，大大加强了江东大族的军事、经济、**实力，以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4］（卷28《邓艾传》）他们“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满山川，田池布千里”，［(10)（卷34《吴失篇》）势力之大，“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卷"28《邓艾传》）几十年的家业经营使江东士族安土重迁，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了。他们需要国家力量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孙皓徙都武昌，无论从**上还是经济上江东大族利益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吴国此时国力不足，顾此失彼，上下游很难兼顾。因此，江东大族势力积极干预孙吴最高决策。镇南大将军、荆州牧陆凯，吴郡人，丞相陆逊的族子，作为江东大族的头面人物，无疑是代表大族们的意见。陆凯上疏所称，武昌不合建都的理由，只是表面的理由，其深层意旨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武昌。孙氏把国都迁回建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江东大族妥协的产物。
促使孙皓回迁建业的因素还有：（一）以建业为中心的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宝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4］（卷48《孙皓传》）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这使得孙皓不得不考虑把都城迁回建业。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不得不还建业。［11］（二）司马氏灭蜀立国后，注重政权内部的稳定、建设和北方少数族事务，并没有按原定计划灭蜀之后，着手马上进击东吴。晋对吴施展“和平攻势”，而吴由荆州地区攻晋更是力所不足，上游两国边境已相对稳定相对和平。这两方面的因素均不可能对孙皓还都建业起决定性的作用。
上述可见，孙吴两次建都武昌都是因军事斗争的需要，撤都武昌则主要是**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者认为，决定孙吴建都或撤都的是经济因素，［5］［12］这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也不否认经济因素对孙吴建都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但由于孙吴处在典型的军事立国时代，维持迫切的生存与发展是其主要矛盾，因而军事**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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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昆生.孙权君权与相权关系研究［J］.重庆师院学报，1991，（2）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黄惠贤.公元三至十九世纪鄂东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A］.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C］.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
［10］孙星衍.抱朴子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刘淑芬.建安与六朝历史的发展［A］.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C］.台北：**学生书局，1991
一、孙权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武昌是孙吴至为关键的军事要地，史称：“三国争衡，（武昌）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2］（卷27《江南道・鄂州》）它“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左连襄、汉”，为江东镇守之中，“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3］（卷76《武昌府》）就兼顾中下游以及对外发展而言，武昌要比其他地方为优，对孙吴立国江东具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孙权执政江东伊始，即定下其发展战略：占荆州，取益州，竟长江之所极，然后建号帝王以召令天下。［4］（卷54《鲁肃传》）赤壁之战后，倘若按孙氏的发展战略，很可能选择“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中心地带武昌作为建都之地。但此时孙权为何不建都武昌呢？是否真的如研究者所认为就是因为经济与地理形势上不适合建都？［5］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孙、刘为了避免覆亡的命运，双方建立战时联盟，终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但赤壁战后，曹操“威力实重”，［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双方在江淮一线的争夺还在继续进行。曹氏对于赤壁之役的失败耿耿于怀，企图卷土重来。因此，为“多（曹）操之敌”，［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不得不走继续与刘备合作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孙刘联盟，除了与刘备联姻、借荆州之南郡予刘备外，还听从刘备的建议，于建安十六年建都长江下游之建业（今南京市）。
《三国志・张��传》注引《江表传》云：“（张）��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处俱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形势，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又注引《献帝春秋》载：“刘备至京（京口），谓孙权曰：‘吴去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活动的经历考察，刘备劝孙权都秣陵之事，当发生在赤壁之役后，他到江东应婚和要求借取孙吴荆州南郡之时。
张��以“王气”（其实是地理形势）所在建议孙权都秣陵，不被孙权采纳，而刘备亦以地理形势劝之，孙权即表示同意，表明当时刘备对孙权建都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备的意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的就是因其是孙权的战略伙伴，是同盟，孙权要极力结好于他，尊重他的意见。刘备以军事地理形势劝孙权都长江下游的京口、秣陵或其他地方，除了表示对孙权的关心与友好外，更有其自私之意。刘备的建国方略的基点是“跨有荆、益”。刘备借荆州南郡，是欲实现“ 跨有荆、益”，［4］（卷35《诸葛亮传》）行《隆中对》之战略的重要一步。让孙权都下游，则是保证其“跨有荆、益”的必要条件，若孙权定都上游的武昌或荆州其他地方，无疑对刘备的发展不利，可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与让孙权都长江下游两者是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的刘备一直都没提江东上游的武昌或其他地方可作为孙吴都城，即暗示孙权，自己希望在上游得到发展，不愿孙权在上游争夺。刘备当时的思想，应与要求“借取荆州”是统一的。而睿智的孙权以言行也向刘备表明，自己将择都下游，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寻求发展，以尽可能地满足刘备的心意，维持和巩固孙刘联盟。
总之，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联姻、借荆州给刘备和建都建业，是三位一体的，都是加强与刘备的战略伙伴关系、重视孙刘联盟的战略措施。相形之下，孙权建都建业，对巩固与刘备的同盟关系的**意义可能要比向刘备“进妹”、“借荆州”大一些。因为这标志着孙权暂时放弃原定的“竟长江之所极”的发展战略，对刘备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孙权通过这三大措施，稳定了西部境土，保证了自己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孙、刘三家经过数年的相互角逐，势力的调整，构成了新的**军事格局，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特别是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夺取益州后，实力大增，成为孙吴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孙、刘从各自的战略出发，围绕荆州的归属，双方矛盾急剧上升，局部的冲突时时爆发。《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要求刘还原所借荆州（南郡），刘不许。孙权所置长沙等三郡长吏，亦被关羽所逐。“（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杀关羽，取荆州，孙权的指挥行营转到公安，稳定了上游战局，但荆州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继曹丕称帝后，即准备大军伐吴，抢夺荆州。荆州形势的严峻，“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3］（卷75《湖广一》）因此，孙权在取得争夺荆州阶段性胜利之后，并没有回建业，而是立即“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取‘武运弘昌’之意）。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4］（卷47《吴主传》）八月，城武昌。孙权谕令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4］（卷47《吴主传》）言语中透露出孙氏对**、军事形势的忧虑与警醒，从而决定定都武昌。由此可知，孙氏定都武昌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利用武昌进攻退守的兵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蜀汉、曹魏抗衡，保卫孙吴西部境土的安全，并相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上予孙权以支持。
孙权建都武昌时期也是孙刘（吴蜀）联盟关系重新恢复、发展时期。经过夷陵之战的较量，孙吴稳固地取得荆州南部地区，其西部的边境得以巩固，而蜀国国力空前削弱，已很难再构成对吴的威胁。执掌蜀汉大政的诸葛亮奉行与孙吴和好的政策，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维护汉室正统的蜀承认其合法。《三国志・吴主传》载：当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心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如此，合作代替了对抗，吴蜀联盟重新比较巩固地确立。孙吴来自上游蜀国的威胁基本消除，而上游抵御北方曹魏的压力则因蜀国的分担大大减轻。同时，孙权把都城迁离上游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吴蜀联盟的尊重。另一方面，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孙吴大将周鲂、陆逊败曹休于石亭，基本解除了曹魏对长江中游的威胁，而下游地区来自北方曹魏的威胁已大大增加。魏黄初五年、六年，魏文帝曹丕即两次亲自发兵临广陵，企图操戈东吴。又加上“ 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 内难示弥”。［4］（卷47《吴主传》）更重要的是，自夷陵之战以来，三国鼎立的形势也已经确立，孙权向上游发展受到扼制。如此一来，孙权的战略重心不得不转向经营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稳定长江下游统治区。武昌作为孙吴最高军事、**权力中心显然是不大合适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孙权于黄龙元年九月，迁都建业。
二、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十一月，孙皓至武昌。步阐表内容如何，因史无记载。故孙皓迁都目的，说法纷纭。《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资治通鉴》卷79即采此说。孙皓虽荧惑于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氏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徙都。［6］赵昆生先生认为，孙皓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迁都武昌，是为了“远离江东大族势力范围的武昌，摆脱了大族的监视与制约”；“武昌是建业的喉舌，孙皓迁都武昌，就占据了控制江东大族各种**势力的有利位置”。也就是说，孙皓迁都是因为他与江东大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7］但众所周知，武昌传统上是江东大族控制的地域，这样的解释理由似不十分充分。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认为孙皓之徙都，可能为“筹画北伐之故”。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十一章第十节称：“孙皓举措之出人意料，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乃因听众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之故也。”的确，孙吴欲对外有所作为，往往以大军集武昌为切近策略，如前述孙权因与蜀汉争夺荆州地区而迁都武昌；又，诸葛恪欲对曹魏举兵而准备迁都武昌。［4］（卷48《孙亮传》注引《吴录》）冈崎氏所谓“筹画北伐”的推断，或系由此而来。［6］但是，以当时孙吴之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故此种推测尚存疑问。
我们应当注意到步阐上书的历史背景，蜀汉灭亡之时，魏吴双方曾在原吴蜀交界的三峡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资治通鉴》卷87《魏元帝咸熙元年》记：“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步陟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增宪之围。”“罗宪被攻凡六月，……（司马昭）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兵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吴此举名为救蜀亡，实欲割地以加强上游防御，而魏之行为，已露司马氏争夺西陵之锋芒。显然蜀亡之时，吴欲趁乱为“浑水摸鱼”之举，大军几出，却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其西境顿大受敌压力。如何防守上游，吴“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陆抗以为“ 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4］（卷48《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总之，司马氏灭蜀，吴争夺又不利，西部边境因之再度告急，西境的国防安全，成为孙吴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身为西陵守将步阐知道，司马氏灭蜀后，攻吴已具备“顺流之势”，［8］（卷2《文帝纪》）而争夺巴东之地又失败。西陵成了防御益州的第一道防线，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4］（卷58《陆逊传》）为国家生存安全计，表请徙都，或更为较近情理之推测。换言之，孙皓迁都武昌之举，固然还有“经略西方”的企图，［6］但更是防止司马氏乘灭蜀之威势，发起灭吴战事。因为就战略方面言，武昌比建业更有军事上指挥全局的条件，更能灵活机动地部署兵力，兼顾上下游。
但是这次迁都武昌仅一年零三个月，《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还都之前，曾有大臣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者安国养兵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为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居也。”［4］（卷56《陆凯传》）史家多以之论证武昌不宜作国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孙皓由武昌迁回建业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如黄惠贤先生即认为：武昌两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上的弱点：一、土地瘠薄，农业资源贫乏，大量的粮食、麻布等生活必需品，仰给于长江下游；二、港险陵峻，生活条件差，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地方，当时是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建业百姓对武昌的情况是熟悉其弊端的。因此，在再都武昌时，百姓就作民谣反对迁徙了。［9］但事实恐并非完全如此。
一般常识，军事立国时代，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经济是为**、军事服务的，居于从属地位，孙氏哪会仅仅因为他们逆流供应困难就放弃国之大计呢？运输困难不可能是否定迁都的最终理由。其实，孙吴水上交通发达，从下游运输粮食器物到武昌并不是十分困难之事。另一方面，武昌当时已是孙吴第二大经济城市，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是铜铁生产中心和商贸中心之一，也不是毫无经济基础可言。换言之，孙皓放弃武昌回建业，不大可能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众所周知，孙吴起国于吴地，强宗大族亦大都居于三吴地区。三国鼎立局面确立后，孙氏重用江东豪门大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4］（卷61《陆凯传》）他们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复客制和屯田制，大大加强了江东大族的军事、经济、**实力，以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4］（卷28《邓艾传》）他们“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满山川，田池布千里”，［(10)（卷34《吴失篇》）势力之大，“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卷"28《邓艾传》）几十年的家业经营使江东士族安土重迁，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了。他们需要国家力量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孙皓徙都武昌，无论从**上还是经济上江东大族利益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吴国此时国力不足，顾此失彼，上下游很难兼顾。因此，江东大族势力积极干预孙吴最高决策。镇南大将军、荆州牧陆凯，吴郡人，丞相陆逊的族子，作为江东大族的头面人物，无疑是代表大族们的意见。陆凯上疏所称，武昌不合建都的理由，只是表面的理由，其深层意旨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武昌。孙氏把国都迁回建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江东大族妥协的产物。
促使孙皓回迁建业的因素还有：（一）以建业为中心的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宝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4］（卷48《孙皓传》）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这使得孙皓不得不考虑把都城迁回建业。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不得不还建业。［11］（二）司马氏灭蜀立国后，注重政权内部的稳定、建设和北方少数族事务，并没有按原定计划灭蜀之后，着手马上进击东吴。晋对吴施展“和平攻势”，而吴由荆州地区攻晋更是力所不足，上游两国边境已相对稳定相对和平。这两方面的因素均不可能对孙皓还都建业起决定性的作用。
上述可见，孙吴两次建都武昌都是因军事斗争的需要，撤都武昌则主要是**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者认为，决定孙吴建都或撤都的是经济因素，［5］［12］这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也不否认经济因素对孙吴建都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但由于孙吴处在典型的军事立国时代，维持迫切的生存与发展是其主要矛盾，因而军事**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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