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让诸葛亮走下神坛--我评诸葛亮》（三）
作者：未注册作家
作者：yedeyao
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的历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而诸葛亮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眉县。令右将军张合率五万步骑增援陇上。蜀军先锋马谡在街亭被张合所破，蜀军进无所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此战过后，诸葛亮自贬三等，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利用东吴陆逊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之际，复出军攻魏。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因为曹魏方面已经有所准备，“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围城20余日，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赶，被亮设伏所杀。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A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会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碍了魏军的进攻。蜀军以逸待劳，诸葛亮一方面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调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赤坂迎敌。另一方面积极筹画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
第五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二月， 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以新造之木牛运粮，令李严总督后勤粮草。此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马懿代真屯长安，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张合、戴陵、费瑶、郭淮，兵发祁山。诸葛亮率军于上圭迎击司马懿，初战诸葛亮击败魏将郭淮、费瑶，并乘胜大收上圭小麦以做军粮。在上圭东与司马懿想遇，懿敛兵依险，亮不得战，引军还。司马懿引军随亮，至西城，始终不与诸葛亮交战。魏将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五月司马懿使张合攻蜀将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回营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合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因运粮不继退军，司马懿强使张合追击蜀军，张合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中蜀军伏击，张合中箭而亡。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鉴于每次北伐，皆因粮尽退军，故于建兴九年（231年）后，就劝兵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三年，以做战时所用。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遣使约东吴孙权同时出兵，共伐曹魏。蜀军到达眉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亦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司马懿仍沿用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而退的办法，而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懿始终不出。亮送巾帼妇人之服至懿处，懿故意上表请战，以搪塞诸将。蜀军与魏军相持半年有余，于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四岁。司马懿得知此消息，率军追赶。蜀将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做反击状，懿不敢逼。蜀军得以结阵而去，入斜谷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退生仲达。”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及蜀军退，懿巡视蜀军营垒处，叹道“天下奇才也！”（见《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先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吸引魏军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则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当时的形势是：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军，只有陇西郡和广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断关陇通道，把这种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区。（参照《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记载：“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由此可见，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关陇通道，而切断陇道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关中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诸葛亮令“才器过人，好为军计”的马谡率蜀军先锋部队镇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军关东援军于陇外，配合蜀军主力攻占陇右。也就是说在具体战术布置方面，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实无可挑剔。街亭战败，完全是由于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且又刚愎自用，参军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所故。诸葛亮所负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责任，实与其具体战术用兵策略无任何关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再来看诸葛亮当时的情况。《诸葛亮传》注引《袁子》道：“蜀兵轻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讲得极为有理。蜀军兵微将寡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诸葛亮一出祁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曹魏的大举用兵。彝陵战败后，诸葛亮苦心经营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这十万北伐大军。再反观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战时，由于不明敌军底细而遭伏战败来看，诸葛亮在未知中原虚实的情况之下，采取的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强行军的结果，势必造成部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讲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陇西郡和广魏郡早已被魏军所占据，魏军坐拥坚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劳。用战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队去直接攻城，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为。其三，当时的魏军并不同于刘备所率之军民相杂，战斗力不强的部队。
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对的是遭魏国修整一新的坚城陈仓，“为人雄壮，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的宿将郝昭（见《明帝纪》注引《魏略》）和早有准备的魏军，因此无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所注的那样，“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而魏将王双却以为蜀军软弱可欺，想捡个“皮夹子”，便率军追赶。王双放弃坚城，而与蜀军打野战，这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设伏，轻而易举将王双除去。
在诸葛亮以后的几次北伐中，又相继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们来看看在北伐过程中魏蜀两国所遭受的损失。从损兵损将来看，蜀军除了第一次蜀军先锋马谡部伤亡较大（但蜀军主力却未有所损失），第二次攻陈仓时部队有些许损失外，其他的多次战役，基本上都是能胜则胜，不能胜则全师而退，人马的损失是不大的。而魏军除了在街亭之战中，大破蜀军先锋部队马谡外，其他几次都没有什么大的斩获。相反在余后的几次战斗中，连遭重创，先被蜀将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后又被蜀军击败，蜀军“获甲首三千级”。蜀军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由于遭受作战失利所导致损失的只有马谡一人，况且即使这个马谡也是被诸葛亮为明军法所斩的。而魏军的大将王双和“以巧变为称”的张合，却是被蜀军直接击毙的。再从丧失城池与人口来看。蜀国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军所掳。而魏国方面则丢失了武都和阴平两郡，被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而武都，阴平对于蜀军的占据关陇和从侧面保护蜀国不受魏军侵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后蜀国灭亡，就是被魏将邓艾于阴平处偷袭成功）。从损失的战略物资来看，蜀军曾乘胜大收魏国上圭郡外的小麦以做军粮，“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且还利用在魏国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以供军用，“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
第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邪阳都。在这片齐鲁大地上，先后涌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杰出军事家。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从小就对兵家思想有过极为深刻细致的研究。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思想中，不仅继承了前秦兵家的优秀理论，还有不少触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贵之处。最典型的要数诸葛亮对于士兵在战争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诸葛亮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见《诸葛亮集》卷2《兵要》）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士兵。这样，即使是将领的指挥才能稍差一点，也不一定会打败仗。相反如果部队政治素质差、战斗力不强，作战将领纵然优秀，也不一定会打胜仗。他还主张“兴战必用众心”（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众人之心，扬士卒之能”（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这里我特别把它和《孙子兵法》做个比较。《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孙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形势毫无所知，像羊群一样，只供将领驱使，而不发挥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比较，诸葛亮高度重视士兵在实际战争中所直到的作用，这不仅非常符合当时蜀国地处边陲，良才稀少的具体国情，又较前秦兵家在对待士兵的作用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完美的升华。从这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要大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政治素质，实有异取同工之妙。
第三，诸葛亮注重装备、讲求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小国寡民往往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敌众。管仲曾说过：“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强。所以要想以弱蜀敌强魏，就必须在双方对抗中始终做到扬长避短。蜀军在军队绝对数量上，显然是无法起过魏国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强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诸葛亮在训练军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诸葛亮还通过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达到使蜀**弱为强的目的。在三国时期的所有作战指挥官中，没有哪位比诸葛亮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陈寿称其“长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由诸葛亮改善过的蜀军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钢铠、铁蒺藜等。这其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连弩了。史称其为“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连弩杀伤力很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晋镇南将军刘弘赞叹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魏将张合就是死于连弩之下，可见连弩在蜀军对魏的直接作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针对蜀道难行，粮运困难的情况，研发出新式运粮工具－－木牛和流马。由于木牛流马的相继研发成功，大大改善了蜀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几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却从二月坚持到六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军将新研发成功的流马投入使用中去，蜀军也从二月一直坚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还将坚持下去。晋将刘弘赞之为“木牛之奇，则非般模”。木牛流马在蜀军北伐战争的运粮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且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祥细地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也为我们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在春秋时期所研制的八阵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讲到：“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诸葛亮在其完成八阵图后，也曾兴奋地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见《水经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晋武帝司马昭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仗之法”。陈勰也很快掌握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及“甲乙校标帜之制”（见《晋书》卷24《职官志》）。在西晋时，晋将马隆仍以八阵转战千里，平定了凉州羌人的叛乱。刘弘称其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如何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标准？相对而言，一个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观军事才能的，因为评判用兵的优劣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打胜仗，而影响战争战负的因素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受个人主观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诸葛亮战功不著。其实或许正如《后世纷纷说诸葛》的作者所讲的那样，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军事家，因为对于一个杰出军事家来说，赫赫战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诸葛亮具备一个杰出军事家的一切主观素质，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的历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而诸葛亮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眉县。令右将军张合率五万步骑增援陇上。蜀军先锋马谡在街亭被张合所破，蜀军进无所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此战过后，诸葛亮自贬三等，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利用东吴陆逊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之际，复出军攻魏。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因为曹魏方面已经有所准备，“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围城20余日，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赶，被亮设伏所杀。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A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会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碍了魏军的进攻。蜀军以逸待劳，诸葛亮一方面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调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赤坂迎敌。另一方面积极筹画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
第五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二月， 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以新造之木牛运粮，令李严总督后勤粮草。此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马懿代真屯长安，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张合、戴陵、费瑶、郭淮，兵发祁山。诸葛亮率军于上圭迎击司马懿，初战诸葛亮击败魏将郭淮、费瑶，并乘胜大收上圭小麦以做军粮。在上圭东与司马懿想遇，懿敛兵依险，亮不得战，引军还。司马懿引军随亮，至西城，始终不与诸葛亮交战。魏将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五月司马懿使张合攻蜀将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回营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合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因运粮不继退军，司马懿强使张合追击蜀军，张合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中蜀军伏击，张合中箭而亡。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鉴于每次北伐，皆因粮尽退军，故于建兴九年（231年）后，就劝兵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三年，以做战时所用。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遣使约东吴孙权同时出兵，共伐曹魏。蜀军到达眉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亦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司马懿仍沿用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而退的办法，而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懿始终不出。亮送巾帼妇人之服至懿处，懿故意上表请战，以搪塞诸将。蜀军与魏军相持半年有余，于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四岁。司马懿得知此消息，率军追赶。蜀将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做反击状，懿不敢逼。蜀军得以结阵而去，入斜谷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退生仲达。”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及蜀军退，懿巡视蜀军营垒处，叹道“天下奇才也！”（见《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先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吸引魏军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则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当时的形势是：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军，只有陇西郡和广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断关陇通道，把这种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区。（参照《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记载：“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由此可见，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关陇通道，而切断陇道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关中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诸葛亮令“才器过人，好为军计”的马谡率蜀军先锋部队镇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军关东援军于陇外，配合蜀军主力攻占陇右。也就是说在具体战术布置方面，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实无可挑剔。街亭战败，完全是由于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且又刚愎自用，参军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所故。诸葛亮所负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责任，实与其具体战术用兵策略无任何关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再来看诸葛亮当时的情况。《诸葛亮传》注引《袁子》道：“蜀兵轻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讲得极为有理。蜀军兵微将寡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诸葛亮一出祁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曹魏的大举用兵。彝陵战败后，诸葛亮苦心经营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这十万北伐大军。再反观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战时，由于不明敌军底细而遭伏战败来看，诸葛亮在未知中原虚实的情况之下，采取的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强行军的结果，势必造成部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讲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陇西郡和广魏郡早已被魏军所占据，魏军坐拥坚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劳。用战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队去直接攻城，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为。其三，当时的魏军并不同于刘备所率之军民相杂，战斗力不强的部队。
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对的是遭魏国修整一新的坚城陈仓，“为人雄壮，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的宿将郝昭（见《明帝纪》注引《魏略》）和早有准备的魏军，因此无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所注的那样，“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而魏将王双却以为蜀军软弱可欺，想捡个“皮夹子”，便率军追赶。王双放弃坚城，而与蜀军打野战，这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设伏，轻而易举将王双除去。
在诸葛亮以后的几次北伐中，又相继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们来看看在北伐过程中魏蜀两国所遭受的损失。从损兵损将来看，蜀军除了第一次蜀军先锋马谡部伤亡较大（但蜀军主力却未有所损失），第二次攻陈仓时部队有些许损失外，其他的多次战役，基本上都是能胜则胜，不能胜则全师而退，人马的损失是不大的。而魏军除了在街亭之战中，大破蜀军先锋部队马谡外，其他几次都没有什么大的斩获。相反在余后的几次战斗中，连遭重创，先被蜀将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后又被蜀军击败，蜀军“获甲首三千级”。蜀军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由于遭受作战失利所导致损失的只有马谡一人，况且即使这个马谡也是被诸葛亮为明军法所斩的。而魏军的大将王双和“以巧变为称”的张合，却是被蜀军直接击毙的。再从丧失城池与人口来看。蜀国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军所掳。而魏国方面则丢失了武都和阴平两郡，被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而武都，阴平对于蜀军的占据关陇和从侧面保护蜀国不受魏军侵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后蜀国灭亡，就是被魏将邓艾于阴平处偷袭成功）。从损失的战略物资来看，蜀军曾乘胜大收魏国上圭郡外的小麦以做军粮，“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且还利用在魏国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以供军用，“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
第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邪阳都。在这片齐鲁大地上，先后涌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杰出军事家。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从小就对兵家思想有过极为深刻细致的研究。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思想中，不仅继承了前秦兵家的优秀理论，还有不少触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贵之处。最典型的要数诸葛亮对于士兵在战争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诸葛亮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见《诸葛亮集》卷2《兵要》）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士兵。这样，即使是将领的指挥才能稍差一点，也不一定会打败仗。相反如果部队政治素质差、战斗力不强，作战将领纵然优秀，也不一定会打胜仗。他还主张“兴战必用众心”（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众人之心，扬士卒之能”（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这里我特别把它和《孙子兵法》做个比较。《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孙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形势毫无所知，像羊群一样，只供将领驱使，而不发挥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比较，诸葛亮高度重视士兵在实际战争中所直到的作用，这不仅非常符合当时蜀国地处边陲，良才稀少的具体国情，又较前秦兵家在对待士兵的作用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完美的升华。从这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要大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政治素质，实有异取同工之妙。
第三，诸葛亮注重装备、讲求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小国寡民往往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敌众。管仲曾说过：“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强。所以要想以弱蜀敌强魏，就必须在双方对抗中始终做到扬长避短。蜀军在军队绝对数量上，显然是无法起过魏国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强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诸葛亮在训练军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诸葛亮还通过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达到使蜀**弱为强的目的。在三国时期的所有作战指挥官中，没有哪位比诸葛亮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陈寿称其“长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由诸葛亮改善过的蜀军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钢铠、铁蒺藜等。这其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连弩了。史称其为“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连弩杀伤力很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晋镇南将军刘弘赞叹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魏将张合就是死于连弩之下，可见连弩在蜀军对魏的直接作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针对蜀道难行，粮运困难的情况，研发出新式运粮工具－－木牛和流马。由于木牛流马的相继研发成功，大大改善了蜀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几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却从二月坚持到六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军将新研发成功的流马投入使用中去，蜀军也从二月一直坚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还将坚持下去。晋将刘弘赞之为“木牛之奇，则非般模”。木牛流马在蜀军北伐战争的运粮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且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祥细地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也为我们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在春秋时期所研制的八阵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讲到：“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诸葛亮在其完成八阵图后，也曾兴奋地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见《水经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晋武帝司马昭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仗之法”。陈勰也很快掌握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及“甲乙校标帜之制”（见《晋书》卷24《职官志》）。在西晋时，晋将马隆仍以八阵转战千里，平定了凉州羌人的叛乱。刘弘称其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如何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标准？相对而言，一个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观军事才能的，因为评判用兵的优劣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打胜仗，而影响战争战负的因素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受个人主观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诸葛亮战功不著。其实或许正如《后世纷纷说诸葛》的作者所讲的那样，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军事家，因为对于一个杰出军事家来说，赫赫战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诸葛亮具备一个杰出军事家的一切主观素质，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