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智化”的诸葛亮
作者：菊花茶163
诸葛亮一向被奉为“智圣”，是中国人智慧的象征。人们形容他“才比管乐，精通易理，上知天文，下识地理，胸中包罗万兵。”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影响，与其真正的形象是有差别的，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七实三虚惑乱观者。”
历史上的诸葛亮只能算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现在治理国家上，晋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他说：“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者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蜀国在他的治理下，称得上是“路不拾遗，国富民强”，真可谓是治世之良才。
诸葛亮也并不是那么多智的，很多都是后人渲染的结果。例如比较著名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史书上都未有记载。其中，最为离谱的冤假错案是他在“赤壁之役”中的地位。《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被描绘成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人，成了这场战役胜败的掌握者，成了呼风唤雨的高人，而周瑜（历史上的真正主角）却成了一位小鸡肚肠的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的小角色。更为了烘托诸葛亮的形象，小说中的周瑜除了会使些阴谋诡计，大吐特吐某种红色液体外，就似乎一无用处了。还将周瑜的招牌装扮“羽扇纶巾”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身上。还是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看得比较真切，一语道破了其中的伪相，他在他的著名词篇《念奴骄。赤壁怀赤壁古》中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不错，并不是诸葛赤壁。他还在词中，称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值得一题的是，词中并未提到诸葛亮。由此看来，在宋时人们的心理，诸葛并不比周瑜多智。
真正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有着一些不智之举，最大的失误是在用人上。
最典型的是在马谡任用上。刘备临终前曾瞩附诸葛亮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而诸葛亮却不以为然，将这话当作了耳边风，任马谡为参军，每次议事通宵达旦。建兴六年，诸葛亮兵出祁山，以马谡为督军，在街亭对抗张邰，当时军中的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不可，赞同以宣令为先锋最适合，诸葛亮却力排众议，专断独行，从而导致了街亭之失，以大败收场。
此后，为了掩饰过失，诸葛亮上表自贬，并在掉下鳄鱼泪的同时，斩了马谡。这使得本来就人才不多的蜀国，更是雪上加霜。战前斩将，乃是兵家之大忌，而诸葛亮却为之。马谡之才，在于参议军事，（在平孟获时，就曾提出以攻心为上的策略，）而并非是独挡一面。若还能继续在军中效力，会有不少出色的建议，走到这一步只能说是诸葛亮任人不明。
最可惜的要算是魏延。魏延曾“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而行事过分谨慎的葛亮却“制而不许。”倘若此计能成行，未必不能成事。在调解魏延与杨仪两人，誓如水火的关系上，诸葛亮也未能做到化干戈为玉帛，只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诸葛亮死后，二人为了“代亮秉政”越闹越僵，相互攻击，到头来“不便背叛”的魏延以反叛的罪名被夷了三族。这也使得无大将的蜀中，只好以廖化来充先锋了。
姜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国演义》上是把他写成了诸葛亮自己亲选的在蜀中的接班人来，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基本上符合史实的。诸葛亮曾在给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书信中写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以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而事实上呢，姜维在军事上屡次为邓艾所破，策反钟会也因谋划不密而告失败，只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最终还得了个“陨毙”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关羽。关羽的骄傲自满，为世人所知。他也因此，最后兵败麦城。对于他的这一点，作为丞相的诸葛亮，并不加以制止，反而对其变本加厉的大送高帽。马超降备后，关羽曾写书给葛亮：“超人才可比谁？”诸葛亮为讨好关羽，回书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于益德并驾其驱，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初看时还以为很有道理，避免了武将间的直间冲突，缓和了气氛，细想一下，这些言词未免过于肉麻，大骄了关羽之心。一个国家的丞相都如此恭维一位武将，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这使得关羽身边是根本听不到真话的，都是些和谀奉承之词。处在这样环境中的关羽，怎能不“骄兵必败”呢？
“兵出祁山”更是一种失误之举。明知不可以为而为之，无异于螳臂当车。诸葛亮本身“性长于巧思，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却偏偏独领三军，做这劳民伤财之事，并是以己之短，对司马懿之长，不败才怪呢？出祁山的结果，只能是兵力越来越弱，国库越来越空虚。这也反映出了诸葛亮刚愎自用的一面，这也是自比管乐的诸葛亮不如前者的体现。毕竟，“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不信这个邪的诸葛亮，最后也只好落得个“秋风五丈原”了。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刘禅言道：“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注定了刘禅这一生必将无所作为，一直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被圈在皇宫里、由好吃好喝供奉着的“儿皇帝”。诸葛亮的权力也从此达到顶峰，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却是所有的政事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说得好听点，“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说得难听点，“独揽大权，把持朝政”。说穿了，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从其《出师表》中可看出端倪。诸葛亮在表中提议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郭悠之、费�t、董允），然后施行……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向宠），必能使……”，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让刘禅听命于他所中意的臣子，进一步说，就是要让刘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这种环境造就下的阿斗，也只能是“乐不思蜀”的低能儿。所以说并不是阿斗扶不起，而是有人并不想把他扶起。同样是，如此行事的曹操却被人骂为“乱世奸雄”。真可谓：“此一事焉彼一事焉！”
诸葛亮一人“事无巨细，身必躬亲，”这使得手下的人只会听命令办事，而不能独立成事。这也就限制了人才的发展，造成了人才空缺，这与刘备时期人才济济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诸葛亮在时由他维持着，这一现象还不明显，到了三国后期，由其是他死后，蜀国就出现了极大的“人才空洞”，要将才无将才，要帅才无帅才。与其他两国不断的人才涌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三国中，蜀国是最先灭亡的，这与其缺乏人才是不无关系的。而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只能是诸葛亮。
“人无完人，金无足金。”诸葛亮也是人，他也有他平庸的一面。他就是他，一个治世奇才，一个政治家，但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智谋家。我们不需对他有过多的崇拜，更不用把他当成某种象征。
历史上的诸葛亮只能算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现在治理国家上，晋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他说：“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者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蜀国在他的治理下，称得上是“路不拾遗，国富民强”，真可谓是治世之良才。
诸葛亮也并不是那么多智的，很多都是后人渲染的结果。例如比较著名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史书上都未有记载。其中，最为离谱的冤假错案是他在“赤壁之役”中的地位。《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被描绘成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人，成了这场战役胜败的掌握者，成了呼风唤雨的高人，而周瑜（历史上的真正主角）却成了一位小鸡肚肠的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的小角色。更为了烘托诸葛亮的形象，小说中的周瑜除了会使些阴谋诡计，大吐特吐某种红色液体外，就似乎一无用处了。还将周瑜的招牌装扮“羽扇纶巾”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身上。还是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看得比较真切，一语道破了其中的伪相，他在他的著名词篇《念奴骄。赤壁怀赤壁古》中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不错，并不是诸葛赤壁。他还在词中，称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值得一题的是，词中并未提到诸葛亮。由此看来，在宋时人们的心理，诸葛并不比周瑜多智。
真正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有着一些不智之举，最大的失误是在用人上。
最典型的是在马谡任用上。刘备临终前曾瞩附诸葛亮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而诸葛亮却不以为然，将这话当作了耳边风，任马谡为参军，每次议事通宵达旦。建兴六年，诸葛亮兵出祁山，以马谡为督军，在街亭对抗张邰，当时军中的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不可，赞同以宣令为先锋最适合，诸葛亮却力排众议，专断独行，从而导致了街亭之失，以大败收场。
此后，为了掩饰过失，诸葛亮上表自贬，并在掉下鳄鱼泪的同时，斩了马谡。这使得本来就人才不多的蜀国，更是雪上加霜。战前斩将，乃是兵家之大忌，而诸葛亮却为之。马谡之才，在于参议军事，（在平孟获时，就曾提出以攻心为上的策略，）而并非是独挡一面。若还能继续在军中效力，会有不少出色的建议，走到这一步只能说是诸葛亮任人不明。
最可惜的要算是魏延。魏延曾“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而行事过分谨慎的葛亮却“制而不许。”倘若此计能成行，未必不能成事。在调解魏延与杨仪两人，誓如水火的关系上，诸葛亮也未能做到化干戈为玉帛，只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诸葛亮死后，二人为了“代亮秉政”越闹越僵，相互攻击，到头来“不便背叛”的魏延以反叛的罪名被夷了三族。这也使得无大将的蜀中，只好以廖化来充先锋了。
姜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国演义》上是把他写成了诸葛亮自己亲选的在蜀中的接班人来，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基本上符合史实的。诸葛亮曾在给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书信中写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以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而事实上呢，姜维在军事上屡次为邓艾所破，策反钟会也因谋划不密而告失败，只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最终还得了个“陨毙”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关羽。关羽的骄傲自满，为世人所知。他也因此，最后兵败麦城。对于他的这一点，作为丞相的诸葛亮，并不加以制止，反而对其变本加厉的大送高帽。马超降备后，关羽曾写书给葛亮：“超人才可比谁？”诸葛亮为讨好关羽，回书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于益德并驾其驱，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初看时还以为很有道理，避免了武将间的直间冲突，缓和了气氛，细想一下，这些言词未免过于肉麻，大骄了关羽之心。一个国家的丞相都如此恭维一位武将，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这使得关羽身边是根本听不到真话的，都是些和谀奉承之词。处在这样环境中的关羽，怎能不“骄兵必败”呢？
“兵出祁山”更是一种失误之举。明知不可以为而为之，无异于螳臂当车。诸葛亮本身“性长于巧思，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却偏偏独领三军，做这劳民伤财之事，并是以己之短，对司马懿之长，不败才怪呢？出祁山的结果，只能是兵力越来越弱，国库越来越空虚。这也反映出了诸葛亮刚愎自用的一面，这也是自比管乐的诸葛亮不如前者的体现。毕竟，“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不信这个邪的诸葛亮，最后也只好落得个“秋风五丈原”了。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刘禅言道：“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注定了刘禅这一生必将无所作为，一直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被圈在皇宫里、由好吃好喝供奉着的“儿皇帝”。诸葛亮的权力也从此达到顶峰，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却是所有的政事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说得好听点，“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说得难听点，“独揽大权，把持朝政”。说穿了，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从其《出师表》中可看出端倪。诸葛亮在表中提议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郭悠之、费�t、董允），然后施行……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向宠），必能使……”，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让刘禅听命于他所中意的臣子，进一步说，就是要让刘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这种环境造就下的阿斗，也只能是“乐不思蜀”的低能儿。所以说并不是阿斗扶不起，而是有人并不想把他扶起。同样是，如此行事的曹操却被人骂为“乱世奸雄”。真可谓：“此一事焉彼一事焉！”
诸葛亮一人“事无巨细，身必躬亲，”这使得手下的人只会听命令办事，而不能独立成事。这也就限制了人才的发展，造成了人才空缺，这与刘备时期人才济济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诸葛亮在时由他维持着，这一现象还不明显，到了三国后期，由其是他死后，蜀国就出现了极大的“人才空洞”，要将才无将才，要帅才无帅才。与其他两国不断的人才涌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三国中，蜀国是最先灭亡的，这与其缺乏人才是不无关系的。而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只能是诸葛亮。
“人无完人，金无足金。”诸葛亮也是人，他也有他平庸的一面。他就是他，一个治世奇才，一个政治家，但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智谋家。我们不需对他有过多的崇拜，更不用把他当成某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