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单刀赴会
作者：曹孟��
说起单刀赴会，就不得不提一下孙、刘两家的荆州之争。据史载，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攻取益州后，孙权以外交手段讨还荆州未果，遂使吕蒙率军两万进占楚地，荆南三郡望风而降，刘备其时新占益州，正忙于固本安民、稳定局势，接到这个消息，急忙起兵五万，从益州赶往武陵，又命关羽先行兵发益阳，形成以武力复夺三郡的态势，直接对孙权进行军事威胁。孙权一见事态严重，也亲自从吴郡赶到陆口，同时命鲁肃率军赴益阳拒敌。在益阳，关、鲁两军相遇。所谓的单刀赴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单刀赴会”与史实有些出入，《三国志*鲁肃传》称之为“单刀俱会”，就是双方的大军都停留在一百步开外，各自的主帅、将领都只携随身佩带的刀剑到阵前去谈判。照这样看，事实上并非是**、关平擎一把青龙刀跟着关羽前往吴军大营，一则谈判的方式并不是如演义中所写，关羽象一位孤胆英雄一般，只身过江，会见鲁肃；二则关羽的兵器也根本不是青龙偃月刀（这种刀到了宋代才开始出现）；二则史实中也没有**这么个人，**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另外，据《三国志*鲁肃传》的注引《吴书》上记载，（以客人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赴会的，恰恰是鲁肃而不是关羽，鲁肃在谈判中慷慨陈辞，而关羽则理屈词穷，被说得“无以答”，之后便退兵、归还三郡了，好象功劳都归了鲁肃一人。对此，我是这么看的，《吴书》的作者韦昭，是与虞翻、陆绩齐名的东吴名士，时隔150多年后，韦昭关于单刀会的这段记录，被裴松之修选记入《三国志》的注解中，所以其立场有可能是站在东吴一边，令人产生美化鲁肃贬抑关羽的嫌疑。在陈寿《三国志》原文中写这段历史时倒是不偏不倚，首先明确一点，被邀请前往赴会的是关羽而不是鲁肃（其实这种单刀会对两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危险），而且关羽并没有表现出哑口无言的样子，倒是说鲁肃语未究竟，关羽的一位部将便挺身而出，把话接过去，说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这句至理名言。后来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把荆州三郡归还东吴，主要是因为得到曹操击破张鲁占领汉中的消息。但是，我以为也不应完全否认鲁肃在单刀会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毕竟军事是后盾，而外交是手段，鲁肃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怎样，《吴书》中的记录既然是一条被记入史书的资料，我们又没有确切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来证明其不实，所以理应给予相当的重视。《三国志》作为官修正史，文风讲求言简意赅，对于有些情节可能只是略述。由于韦昭所述与陈寿的《三国志》单刀会的情节并没有极端的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看作是对《三国志》的补充、修正，故此在一般性的辩论中以此为旁证也未尝不可，因而，有些朋友认为在正史中这场单刀赴会的对决里，鲁肃的表现要强于关羽，对这个意见，我并不表示完全反对。顺便说一句，由于蜀国不设史官的，所以这颗苦果也只能由其自行吞咽了。
然而我们来评价某一个历史人物，最好以同一条标准来衡量，若是过分强调史实中不利于关羽的因素，而抹杀淡化演义中关羽的形象，或者反之，这对关羽或其他被评论的历史人物来说恐怕有失公允。要么，以史实为标准评价某人，要么就以演义为标准评判三国人物，两者不应混为一谈，甚至在正史、演义两书中专挑某人的毛病，再合并在一起，这就显得不是很客观了。所以，为了在同一标准下公正的评价某人的得失，同样需要对关羽在《三国演义》里单刀赴会的表现及其意义细加分析。
关羽单刀赴会，只身深入虎穴，东吴在宴席间、芦苇侧以名将为先导，密排刀斧手，一旦谈判破裂，便摔杯为号，取关公性命，而关公谈笑自若，如入无人之境，表现自然是没得说。现在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关羽此行冒这么大的险倒底值不值得，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以为，其一，自刘备过江招亲之后，吴蜀名义上还是盟国，而且互为亲家，盟友相请，你若再大起军马护送，对双方的信任关系是个破坏，若因关羽不去赴宴致使盟友携隙，责任在我，若是去了而对方挑起事端，责任在彼，这时讲究的是一个理字，古时候说话办事出兵一般还是要讲究这个理字，特别是大国交往，要尽量避免出无名之师，打无理之仗，若关羽惧而不往，会被对方抓往口实，从而埋下祸患。
第二，若真带军马过去，两军对峙，一旦谈崩，那可就真得要刀兵相见了，吴蜀交兵，共同的敌人是最高兴的。自赤壁惨败之后，曹操无时不想报赤壁之仇，此刻吴蜀若反目相争，致使渔人得利，极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第三，单刀赴会，深入虎穴，对于对方是一种威摄。关公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之觊觎之心是一种打击，使其虽垂涎荆州却不敢冒然妄动。公不见关羽坐镇荆州之时，魏、吴哪家敢来进犯？只是到后来虚国北征，才被“盟友”钻了空子。
所以，关羽应该也完全有必要实行单刀赴会之举，而且在演义中，这次行动可以说执行得有声有色，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写到这里，不由令人想起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一节的插曲：“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七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
《三国志*鲁肃传》对单刀会的记述较为简略，在会谈中，鲁肃责问关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若按注解上韦昭《吴书》的记录，鲁肃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见到刘豫州，是在当阳长坂坡。当时他带的部队还不如一个“校”（几千人）；他本人想到远方逃难（指投奔苍梧太守吴巨）。我主孙权同情他无依无靠，就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竟然矫情伪装（指巧言回绝孙权染指益州的要求，并出兵阻挡，自己却攻打同宗），违背道德、抛弃盟好，现今有了益州的土地，仍想兼据荆州。这是普通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诸侯，怎么可以如此？”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没有对鲁肃“借荆州”的说法进行反驳，因此小可从鲁肃的言语及上下文意思理解，刘备得到荆州，能够谈得上一个“借”字。
鲁肃说完这番话后，《吴书》中讲“羽无以答”。而《三国志》中写道：语未究竟，关羽的一名部将插了句嘴： “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这话倒是说得不错，理是这么个理，但是说的场合不对。别说鲁肃了，换了我也会想，你什么意思？哦，你说刘备有德，所以应该占据荆州，那难道说我主孙权无德，就不该讨还荆州吗？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就是犯浑，容易使人理解成：“拳头大的是哥哥，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资格占有土地（荆州？）。”鲁肃完全有理由在震怒中“厉声呵之，辞色甚切”。你的矛坚，难道我的剑不利？这不是在讲理，不是抱着盟友间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谈判的，明摆着是挑衅，是公开要撕破面皮。要不是鲁肃深明大义，换了别人，听了这话马上就可以翻脸开战。鲁肃在愤怒中说了些什么话，文中没有交待，但我猜想，是不是就是《吴书》中鲁肃答辩的后半段，即：“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因贪婪而抛弃信义，一定会埋下祸患。您现在身担重任，却不能明白道理、处理纷争，以大义来辅助，仅仅是凭借弱旅妄图与我力争，到时候因师出不义而失败，该怎么办呢？”作者把关羽的部将插嘴前后，鲁肃所说的话合并在了一起，记录成了一段。关羽可能也认为自己人所说不妥，于是操刀而起，假意恼怒，示意这员部将退下，不然东吴可能罗列罪名，要求严惩此人，那个时候关羽也难办。当然也有可能真象演义中所说，关羽是命此人回去通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因为该部将的这句浑话，使谈判已有崩裂的征兆。想想蜀汉谈判代表团说理说不过鲁肃，最后只能靠一句犯浑的话来解围，也够可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吴书》中说关羽一方无以答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再说韦昭的《吴书》，韦昭是吴人，其所著的《吴书》是不是就一定偏袒吴人呢？我以为也不能完全这么看，要是过份强调作者的因素，那就又有新问题了：是不是因为陈寿曾经是蜀汉之臣，就可以断定《三国志》必然要更偏向关羽呢？因此，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并不能断定《吴书》就一定有拥吴贬关的情结。
《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单刀赴会”与史实有些出入，《三国志*鲁肃传》称之为“单刀俱会”，就是双方的大军都停留在一百步开外，各自的主帅、将领都只携随身佩带的刀剑到阵前去谈判。照这样看，事实上并非是**、关平擎一把青龙刀跟着关羽前往吴军大营，一则谈判的方式并不是如演义中所写，关羽象一位孤胆英雄一般，只身过江，会见鲁肃；二则关羽的兵器也根本不是青龙偃月刀（这种刀到了宋代才开始出现）；二则史实中也没有**这么个人，**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另外，据《三国志*鲁肃传》的注引《吴书》上记载，（以客人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赴会的，恰恰是鲁肃而不是关羽，鲁肃在谈判中慷慨陈辞，而关羽则理屈词穷，被说得“无以答”，之后便退兵、归还三郡了，好象功劳都归了鲁肃一人。对此，我是这么看的，《吴书》的作者韦昭，是与虞翻、陆绩齐名的东吴名士，时隔150多年后，韦昭关于单刀会的这段记录，被裴松之修选记入《三国志》的注解中，所以其立场有可能是站在东吴一边，令人产生美化鲁肃贬抑关羽的嫌疑。在陈寿《三国志》原文中写这段历史时倒是不偏不倚，首先明确一点，被邀请前往赴会的是关羽而不是鲁肃（其实这种单刀会对两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危险），而且关羽并没有表现出哑口无言的样子，倒是说鲁肃语未究竟，关羽的一位部将便挺身而出，把话接过去，说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这句至理名言。后来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把荆州三郡归还东吴，主要是因为得到曹操击破张鲁占领汉中的消息。但是，我以为也不应完全否认鲁肃在单刀会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毕竟军事是后盾，而外交是手段，鲁肃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怎样，《吴书》中的记录既然是一条被记入史书的资料，我们又没有确切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来证明其不实，所以理应给予相当的重视。《三国志》作为官修正史，文风讲求言简意赅，对于有些情节可能只是略述。由于韦昭所述与陈寿的《三国志》单刀会的情节并没有极端的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看作是对《三国志》的补充、修正，故此在一般性的辩论中以此为旁证也未尝不可，因而，有些朋友认为在正史中这场单刀赴会的对决里，鲁肃的表现要强于关羽，对这个意见，我并不表示完全反对。顺便说一句，由于蜀国不设史官的，所以这颗苦果也只能由其自行吞咽了。
然而我们来评价某一个历史人物，最好以同一条标准来衡量，若是过分强调史实中不利于关羽的因素，而抹杀淡化演义中关羽的形象，或者反之，这对关羽或其他被评论的历史人物来说恐怕有失公允。要么，以史实为标准评价某人，要么就以演义为标准评判三国人物，两者不应混为一谈，甚至在正史、演义两书中专挑某人的毛病，再合并在一起，这就显得不是很客观了。所以，为了在同一标准下公正的评价某人的得失，同样需要对关羽在《三国演义》里单刀赴会的表现及其意义细加分析。
关羽单刀赴会，只身深入虎穴，东吴在宴席间、芦苇侧以名将为先导，密排刀斧手，一旦谈判破裂，便摔杯为号，取关公性命，而关公谈笑自若，如入无人之境，表现自然是没得说。现在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关羽此行冒这么大的险倒底值不值得，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以为，其一，自刘备过江招亲之后，吴蜀名义上还是盟国，而且互为亲家，盟友相请，你若再大起军马护送，对双方的信任关系是个破坏，若因关羽不去赴宴致使盟友携隙，责任在我，若是去了而对方挑起事端，责任在彼，这时讲究的是一个理字，古时候说话办事出兵一般还是要讲究这个理字，特别是大国交往，要尽量避免出无名之师，打无理之仗，若关羽惧而不往，会被对方抓往口实，从而埋下祸患。
第二，若真带军马过去，两军对峙，一旦谈崩，那可就真得要刀兵相见了，吴蜀交兵，共同的敌人是最高兴的。自赤壁惨败之后，曹操无时不想报赤壁之仇，此刻吴蜀若反目相争，致使渔人得利，极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第三，单刀赴会，深入虎穴，对于对方是一种威摄。关公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之觊觎之心是一种打击，使其虽垂涎荆州却不敢冒然妄动。公不见关羽坐镇荆州之时，魏、吴哪家敢来进犯？只是到后来虚国北征，才被“盟友”钻了空子。
所以，关羽应该也完全有必要实行单刀赴会之举，而且在演义中，这次行动可以说执行得有声有色，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写到这里，不由令人想起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一节的插曲：“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七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
《三国志*鲁肃传》对单刀会的记述较为简略，在会谈中，鲁肃责问关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若按注解上韦昭《吴书》的记录，鲁肃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见到刘豫州，是在当阳长坂坡。当时他带的部队还不如一个“校”（几千人）；他本人想到远方逃难（指投奔苍梧太守吴巨）。我主孙权同情他无依无靠，就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竟然矫情伪装（指巧言回绝孙权染指益州的要求，并出兵阻挡，自己却攻打同宗），违背道德、抛弃盟好，现今有了益州的土地，仍想兼据荆州。这是普通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诸侯，怎么可以如此？”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没有对鲁肃“借荆州”的说法进行反驳，因此小可从鲁肃的言语及上下文意思理解，刘备得到荆州，能够谈得上一个“借”字。
鲁肃说完这番话后，《吴书》中讲“羽无以答”。而《三国志》中写道：语未究竟，关羽的一名部将插了句嘴： “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这话倒是说得不错，理是这么个理，但是说的场合不对。别说鲁肃了，换了我也会想，你什么意思？哦，你说刘备有德，所以应该占据荆州，那难道说我主孙权无德，就不该讨还荆州吗？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就是犯浑，容易使人理解成：“拳头大的是哥哥，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资格占有土地（荆州？）。”鲁肃完全有理由在震怒中“厉声呵之，辞色甚切”。你的矛坚，难道我的剑不利？这不是在讲理，不是抱着盟友间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谈判的，明摆着是挑衅，是公开要撕破面皮。要不是鲁肃深明大义，换了别人，听了这话马上就可以翻脸开战。鲁肃在愤怒中说了些什么话，文中没有交待，但我猜想，是不是就是《吴书》中鲁肃答辩的后半段，即：“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因贪婪而抛弃信义，一定会埋下祸患。您现在身担重任，却不能明白道理、处理纷争，以大义来辅助，仅仅是凭借弱旅妄图与我力争，到时候因师出不义而失败，该怎么办呢？”作者把关羽的部将插嘴前后，鲁肃所说的话合并在了一起，记录成了一段。关羽可能也认为自己人所说不妥，于是操刀而起，假意恼怒，示意这员部将退下，不然东吴可能罗列罪名，要求严惩此人，那个时候关羽也难办。当然也有可能真象演义中所说，关羽是命此人回去通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因为该部将的这句浑话，使谈判已有崩裂的征兆。想想蜀汉谈判代表团说理说不过鲁肃，最后只能靠一句犯浑的话来解围，也够可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吴书》中说关羽一方无以答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再说韦昭的《吴书》，韦昭是吴人，其所著的《吴书》是不是就一定偏袒吴人呢？我以为也不能完全这么看，要是过份强调作者的因素，那就又有新问题了：是不是因为陈寿曾经是蜀汉之臣，就可以断定《三国志》必然要更偏向关羽呢？因此，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并不能断定《吴书》就一定有拥吴贬关的情结。
